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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七:周恩来张学良肤施相会记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六天黄昏,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乘坐张学良接他的波音247型专机前往西安,飞机降落在西安西郊机场,随后周恩来一行人即赶赴金家巷张公馆。

    张学良早在门口等候多时,他一看周恩来的长胡子没了,就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周恩来用手一比划说:“刚刚剪掉了。”

    张学良不胜惋惜,连说:“太可惜了,长那么长了。”

    周恩来神情庄重地说:“我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蓄须。当时我发誓,不抓住蒋介石我就不刮胡子!现在,蒋介石被你们活捉了,我也该将胡子剃掉了噢!”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参与恭迎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看周恩来、张学良竟如此熟稔,都非常惊讶,有人说:“原来周先生与副司令认识呀!”周恩来微笑着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说是老朋友,其实两人只是在8个月前才相识。那是1936年4月9日在延安城里的天主教堂。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的魔爪由东北伸向华北。中共中央、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时局的基本特点出发,决定东渡黄河,把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主张直接扩大影响于华北,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于是,在1936年2月,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率军渡黄河东征。

    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就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做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不仅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的需要。张学良时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统帅着20多万大军,布防在陕北苏区边界。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首先释放在甘泉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生俘的东北军一O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回去面见张学良,转达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张学良提出要与共产党的正式代表会晤商谈,周恩来便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于1936年3月3日在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这次会谈是很重要的一步,是联合抗战的开端,张学良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直接会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还要求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于开展工作。李克农回来后,将会谈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电呈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也即刻电示周恩来在适当时机会见张学良。中共中央随即派曾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刘鼎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交谈,说得张学良十分高兴,于是,张学良一定要留刘鼎住进他的公馆。这样,刘鼎便与他带的报务员,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东楼的第一层最好、也最安静的一个大套间里。刘鼎住进了张公馆后,与张学良时常会面,随时将张学良的态度电告中央。毛泽东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便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一切准备停当,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军长,通知中共代表行期,接洽地点和会谈内容,电文主要内容是: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告为盼。

    电报发出,当夜就收到了张学良的回电,同意所列的条款和内容,会谈地点定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里。肤施当时还是东北军的防地,由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到肤施,约两天行程。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即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骑着马,冒着陕北的风雪,在20多名红军骑兵警卫护送下于4月7日从瓦窑堡起程,一路南下,8日傍晚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已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中共代表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

    肤施即延安,延安何以叫肤施历来有好几种说法,其中有一个故事甚为感人。

    相传,释迦牟尼有个弟子,为传播佛法而长途跋涉,当他到达延安时实在没有力气了,便停留在清凉山上等死。这时,一只老鹰停在他身边,他问老鹰:你在这里干什么?鹰说:我在等你死,因为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飞了。释迦牟尼那个弟子说: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可以吃我,反正我也活不过明天了。鹰不忍心。于是他就主动割下了身上的一块肉抛给了鹰。鹰因为吃了这块肉而有了生气,他却因失血而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割肤施鹰”的佛家弟子,便把山下的这座小城命名为“肤施”。从宋朝起,延安府的首县就是肤施。民国撤裁州府,将肤施县改为延安县。但民间仍习惯叫延安县为肤施县。

    肤施周围是山,延水河绕城流过。城东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凉山上有万佛洞和名胜古碑以及四季长青的松柏。在这些山峦、宝塔的映衬下,古城肤施显得庄严、美丽。

    不一会儿,周恩来一行便走到了谈判地点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在肤施城里显得十分漂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饰以小象,两旁夹着两条有壁龛的柱子,柱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三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外面有5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有围墙,显得非常安静。周恩来看了一会,心想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也许由于这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张学良才选择在这里会谈。

    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身着普通灰布军便服的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能像周先生讲的大放光明。”

    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互未见面,今天初次相会,却一见如故。张学良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少年英俊;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印象是仪表堂堂。

    周恩来为了活跃气氛,首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先生,我们还是奉天东关模范学堂的校友呢!”

    张学良从未听说过周恩来在奉天东关模范学堂读过书,很奇怪,便问:“周先生,何以说我们是奉天东关模范学堂的校友?”

    周恩来告诉张学良,他祖籍原本浙江绍兴,跟大文豪周树人、周作人同祖,但他却是在江苏淮安诞生的。12岁那年,随伯父周贻赓来到东北奉天,在东关模范学堂就读。说到这里,周恩来特意告诉张学良:“我那时叫周翔宇啊!”一提起周翔宇,张学良蓦地想起来了。他的奉天亲戚何祯,比他长两岁,少年时和一个叫周翔宇的学生同班、同桌读书整整三载,两人非常要好。一次他去何家作客,何祯捧出一祯裱得极精致的条幅给他看,条幅上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下署周翔宇。这是周翔宇离开奉天赴天津南开求学时何祯的祖父设家宴为他饯行时,小客人留下的墨宝。字虽是稚嫩的童体,但美极了,被何祯祖父视作家珍。何祯常夸周翔宇才华出众,说他写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不但文词优美,而且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被上海、沈阳出版社收进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张学良对周翔宇这个名字印象太深刻了,以至20多年之后,一听周翔宇这个名字,便恍然大悟,原来竟是这么回事。他掐指一算,比周恩来小3岁。周在东关学堂读书期间,他还在老家海城读私塾,待14岁进入这所学校时,周恩来已考取天津南开学校。张学良至今还记得,在东关学堂读书时,国文老师曾要学生将《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那篇文章一字不漏地背上、默写上。张学良不无遗憾地对周恩来说:“可恨我晚进东关学堂一步,要不也许还能跟你称得上同学呢!”过了一会儿,少帅又说:“当初我虽错失了跟你在东关学堂的同学机会,但我们后来还是同出一个师门,我们共同的师长都是张伯苓先生!”

    这次轮到周恩来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从未听说过张学良在南开读过书,便问:“张先生,张伯苓怎么也是你的老师啊?”张学良直率地说:“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从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这难道跟你还不算是同学吗?”说完,爽朗地笑了。

    张学良这么敢于揭丑,使周恩来感到他是个痛快汉子。张学良也敬佩周恩来敢于前来会谈的勇气。俩人开诚相见,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晚11点,会谈正式开始。昨天还是兵戎相见,如今敌对双方的统帅却握手言欢,促膝交谈,这历史还真有意思!在会谈中,他们谈了很多问题,但谈论最多的还是民族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他主张联蒋抗日,认为抗日力量越大越好,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外呢?如果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就不好办了。尤其是我们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实际困难。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深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同意张先生‘联蒋抗日’的主张。中共之所以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头子,他视人民为死敌,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赠友邦,毋与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他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统治的。”

    讲到这里,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只要蒋介石改弦易辙,放弃其错误政策,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要斗争!”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争取。”

    联蒋抗日是张学良所企求的,他企望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张学良见周恩来没有批驳他,感到他的意见可能被接受,心情很愉快。

    周恩来笑了笑,说:“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一谈。”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民族情绪,他也恨日本人。据我回国后这两年的观察,他可能抗日。”接着,张学良又逐一分析了南京方面各派系对日本的态度。最后说:“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若把这个错误扭过来就可以一致抗日。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又说:“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周恩来诚挚地问张学良:“张先生,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要统一集权,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一是法西斯的。他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他毫不讳言地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国家才有前途。”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和善而庄严的。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地寻找国家的出路,要雪国耻报家仇的迫切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你同情你,还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地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周恩来剖析了法西斯的本质,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在历史上,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法西斯是反历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没有群众基础。要抗日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可能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绝对走不通,他只能有利于日本的侵略。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发动人民群众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

    张学良听后,默然良久,从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对发动抗日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诸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对此,周恩来都一一作了解释。周恩来说:“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完全封锁,军援不仅可得之英美,也可以得之苏联。抗战持久可能引起日本内部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虽在有些问题上批驳了自己,但说得入情入理,让人衷心佩服。

    张学良对红军的发展去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当时红军东征山西,准备进入河北与日寇作战,并提出“红军和一切抗日军队集中华北”的口号。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可以让路。但是他认为红军不要东征山西,不要逼迫阎锡山太甚,那样会促使阎锡山与蒋介石联合起来。东征不如北上更稳妥,他建议:红军北上抗日最好取道宁夏、绥远,解决降日的内蒙古德王,东向察哈尔。宁、绥人口多、粮食也多,可作红军后方;绥远邻近外蒙,便于取得苏联的援助。

    周恩来表示,一定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和毛泽东、张闻天商量。

    最后,双方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但张学良还有个难题,就是他缺乏抗日干部,他诚恳地希望中共派更多的干部到东北军工作。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水平低,很多人不识字。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随时随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样才稍稍解决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们可以办军官训练团。在军官训练团上面也可以办抗日大学。将来两边的抗大可以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经周恩来这么一开导,张学良懂得了干部要靠自己逐步培养的道理。会谈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西北军)便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和聘请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士担任教官,对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这对团结改造东北军、十七路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就为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东方破晓。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一夜未眠,却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5个小时过去了,觉得是该结束会谈了。便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图)送给周恩来,高兴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

    天蒙蒙亮时,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手告别。张学良目送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他感到张学良是诚心诚意地与中国共产党交朋友。

    张学良飞回西安,回到金家巷自家公馆,仍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赵四小姐见张学良兴致勃勃,满面春风,已很长时间未见他如此地开心,正要询问,张学良已抢先说道:“小妹,告诉你一个天大喜讯,你猜是什么?”

    赵四小姐一边用温水淘洗一下毛巾,递给张学良擦一下脸,一边又沏了杯热茶放在桌上,最后面带微笑地问:“什么样的大事,能让你这么高兴?”张学良竭力抑制着激奋的心情,双眸射出明亮的光芒,带着无比崇敬的口吻说:“我见到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伟大的人物!”说完又顿了顿,望望赵四小姐。赵四小姐着急地推了推张学良一把:“你快说呀,看把人都急死了!”

    “周恩来将军!”

    “周先生!是他?”

    张学良感到惊讶,“怎么,你认识他吗?”

    赵四小姐说:“还没有那个福分。我听邵夫人(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女士讲,当代中国有四大美男。”

    “噢,哪四个?”张学良笑咪咪地问。

    “汪精卫、梅兰芳、周恩来,还有一个就是阁下你张汉卿!”

    张学良听了哈哈大笑:“周公仪表堂堂,称得上是大美男。他那个胡子又黑又长,难怪世人说他是美髯公,活似关云长再世,我和他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

    “邵夫人说,她十多年前就认得周先生了,那时周先生才二十几岁,这边有不少军政大员还是他学生呢。邵夫人还说她与周夫人邓颖超女士私交很厚,那是一位了不起的女革命家!”

    “哦,你们这些娘们吃饱饭闲得慌,竟然仰慕起共产党领袖来了,这可是通共之罪哟,要杀头的呀!”说完他自己也止不住仰天大笑。

    听着张学良激动的讲述,赵四小姐受到极大的感染,由衷叹道:“毛泽东、周恩来,堪称自古以来少有的雄才大略,你们的老头子及何应钦之流实在不及他们呵!听高福源说,那次他们奉命向东开拔去攻打红军,一进入甘泉榆林桥,红军就像从天而降,漫山遍野都是红军,喊杀声震天动地,令人肝胆俱裂。顷刻之间一师人马,从师长到马夫,伤的伤,死的死,降的降,没有一个漏网。高福源,那是你看着他长大的,在东北军军官中可说是佼佼者,跟你南征北战,打过不少恶仗,可他一想起那场战斗,就心惊肉跳。”

    张学良激动地对赵四小姐说:“小妹,大敌当前,民怨沸腾,年年围剿,节节失利。事到如今,强邻虎视,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实在不能再走‘剿共’的老路了!我将尽最大努力,劝说委座,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汉卿,识时务者为俊杰,共产党的主张是得人心的,他们才真正是替国家民族着想!”

    “是啊,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联共抗日,永不毁约!”赵四小姐眼里闪动着激动的泪花,搂着张学良的脖子,语重心长地说:“看,一个新的张学良诞生了!”

    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与在家的其他中央领导交换了意见,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与张学良会谈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

    4月15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在东征前线的山西省永和县赵家沟村,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在肤施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汇报。张学良所提的“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意见引起会议的重视。会议批准了肤施会谈中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并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一致认为:“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采纳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主张。

    4月22日,周恩来亲笔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开头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之大幸也。”对张学良的评价甚高,对张学良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

    刘鼎将这封信面呈张学良,张学良阅后高兴地说:“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又说:“我对会谈很满意,比想象的好得多。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是否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还知道第二步要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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